闹玩

张五常教授

本博文是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的读后感。

网上不乏对张五常的批评和谩骂，用Google或百度搜索，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批评者的主要观点是，张五常为政府说话，而为政府说话，在很多愤青看来，就是为富人阶层说话，也就是与人民大众为敌。

网上流传的张五常的言论，乍看之下，确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如下面一些狂言：

• 中国农民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 反对最低工资法，反对福利制度
• 贫富差距不严重，没有两极分化
• 中国浮现的制度人类历史上最好
• 中国的腐败真的不是那么差
• 反对以民主投票方式领导改革

乍看之下，这位留着花白爆炸头型的老先生就是一个反福利、反民主的典型，歌功颂德、助纣为虐。有趣的是，如果把上面的几条言论都反过来说，往悲惨、愤怒的方向渲染，我相信，一定会引来波涛汹涌的共鸣，张五常迟早会被尊为“人民经济学家”：

• 中国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 要通过最低工资和福利制度，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
• 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 中国的现有制度要比欧美落后100年
• 中国的腐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 没有民主，就没有改革

以“人民”自居者是最喜欢听这样的话的，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也是传媒喜欢关注负面消息的原因之一。

那么，张五常是应该讨好政府，还是讨好“人民”呢？

或许，这问题本身就有问题。讨好任何一方，如果不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本着发现问题、促进发展的目的，最终受害的都是农民，是工人，是生活在这个制度中的老百姓。讨好人民看似是善良，但是，正如一位朋友说的：“一片善心不一定会制定出善意的制度，单从道德出发，往往只是陷于忧心忡忡的不知所措中而已。”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喜欢张教授的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如果抛却偏见，避免断章取义，那么，这本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巨大的。不论我们是否完全赞同书中的观点，但至少这本书（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的思考方法、研究态度很值得学习。

纵览全书，《中国的经济制度》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做对了什么，从而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发现“做对了什么”的书，而不是纠缠于“做错了什么”的书。在我看来，有些情况下，研究“做对了什么”比研究“做错了什么”更重要，正如挑毛病差不多每个人都会，但总结成功、发现优点却不是每个人的能力所及。

作者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

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英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张教授的结论是，县之间的竞争，是促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决定因素。

似乎在中国，普遍有这样一个现象：说政府、制度的好话，就会引起愤慨。如果说中国经济制度最好，那更像是笑话了：“难道美国不如中国么？难道欧洲不如中国么？难道日本不如中国么？”但别忘了论点都有前提。即便是被张五常称赞的中国经济制度，也是有前提的。有了这个前提，这制度换了在美国或日本，就不一定会好（反过来也如此）：

以县为基础的制度在中国运作得好。那是个人口众多而天然资源缺少的国家，上苍赐予的只是一个聪明而又能刻苦耐劳的民族。换做一个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采用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一定有好效果。

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拚搏——而还在笑。

关于农民问题，张教授认为自2000年以来，农民的收入是大幅提高的，也因此，他认为夸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严重性是“胡说八道”，因为，基于这样的错误假定而制定的政策（如最低工资法，某些福利制度，以及最新的劳动法），这些看似“好心”的制度，实际上最终对农民、对劳动者不利：

二○○四年一月，两位中国作者出版了一本赢得国际赞誉的书。这本书提供资料，说中国农民实在苦（即《中国农民调查》——侯亮）。一年后，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农民的生活转坏了。这些言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时刻说出，是不负责任的。是的，就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三日， 林毅夫在上述的北京会议讲话，说中国的收入分配愈来愈不合理。这是他的报告主题。毅夫是负责农业政策的人，怎可以不知道农民的日子从来没像今天那么好？他怎可以不知道从百分比的增长看，中国的贫富差距这几年正在急速地收窄？

可见，张五常并没有否定中国农民的苦，恰恰相反，他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奋，也看到了现有制度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利好变化，认为持续下去会有利于农民。因此，他坚定的反对新劳动法，认为是“灾难性”的：

新劳动法的意图是帮助穷人，但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我发表文章，推断中国贫民收入的直升线，会因为此法而折下。这折下是明显地开始出现了。

今天，北京显然忘记了邓小平的对改革过程帮助很大的格言：试一试，看一看。他们应该选几个县来试行新劳动法，监管与观察他们的表现，与没有推行此法的其它县比较一下，然后才决定去不去马。

关于腐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把张五常的主要观点总结为三点：

• 反对腐败
• 腐败不可避免
• 中国的腐败没有其他亚洲国家高，水平相对偏低

显然，张五常没有糊涂到赞同腐败的地步：

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管制法例下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中国的经验不支持这观点。贪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关连，推翻了贪污对经济有贡献的说法。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份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

我也不同意中国今天的贪污无所不在的观点。仍然普及，但比起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贪污下降了不少。我认识不少干部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傲，足以推翻贪污无处不在的说法。自一九九三起肃贪的行动有看头，而我将指出，肃贪是得到地区之间的竞争协助的。

我认为比起其它亚洲国家，中国目前的贪污水平是偏低的。

我愿意用“水至清则无鱼”这话来做一个现实主义的比喻：水池如果污染太严重，鱼一定无法生存；在改变水质的过程中，理想主义的目标，是清除所有污水，把鱼放到清水中，但这也只是理想主义而已，不具可行性；每个人都不希望看见污水，但改变水质最好也必然是渐进的过程。

让我感动的是在书的最后，张五常向朱镕基的致敬和道歉：

结笔之际，我要对一个我批评过的人致敬。他是朱镕基。老师艾智仁当年屡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热情──来衡量的。上述我排列为首的两项奇迹，都出现于朱先生掌管经济的时期。将来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

出于对朱总理同样的尊敬，我也同样尊敬张五常先生。而且，正如他在这段话中提到的，成功最好以效果而不是热情来衡量，热情高涨而结果悲惨的事情，在中国、在世界上都不少见，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的背景下。

而我们最初的问题也有了答案：实干者不是用煽情的言论去讨好人民，不是用谄媚的话语去讨好政府，而是实事求是的去做对的事情，让需要发展者获得切实的利益和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