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玩

这次百度技术创新大会发明了一个新概念：框计算。对于框计算，李彦宏的解释是：

输入进来、需求的识别、通过各种各样的应用对它进行响应。我们感觉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所以要想把这个新的东西呈现给外界的话，我们要给它起一个名字，由于是所有的需求都通过一个框来进行输入的，所以我们叫做“框计算”。

简言之，用户只需把问题敲入搜索框，搜索引擎就可以智能的判断用户需求，然后快速返回结果。

太令人惊讶了！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东西创新在哪里。

如果这种对用户搜索意图的进一步分析（或美其名曰“一站式服务”）也叫创新的话，那么Google早就做了，而且直到现在都比百度做的好。下面是在百度和Google分别搜索“北京 天气”以及“上海 电影”的结果对比，按照“框计算”的设想，Google的效果显然更加智能（Google会根据搜索词给出更加精准的结果，而百度给出的是普通的网页）。

在百度和Google搜“北京 天气”的结果对比

在百度和Google搜“上海 电影”的结果对比

当然，这样的对比总会引起Google、百度哪个搜索更好的争议，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的重点是，“框计算”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在创新大会上拿出来，并拿出去宣传、曝光，除了名称听起来比较酷（即便是名字，也有抄袭“云计算”的嫌疑），真的没什么新意。

说白了，“框计算”就是多数搜索产品正在做的事情。这就像我们吃的饺子：饺子就是饺子，就算把它改名叫“皮包馅”，也还是饺子。

如果只为吸引眼球，那目的也算达到了。

产品副总裁俞军离开百度刚好一周。

曾在百度工作的白鸦在博客中说：“百度似乎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一个产品文化主导的公司，但这个问题在CTO刘建国离开之后，变的毋庸置疑。”这话不能完全同意。

刘建国离开百度后，百度的技术团队仍很优秀。这并不是说百度可以离开刘建国，或百度是否以技术为主导，而是说明，在刘建国主持百度技术团队期间，这个团队已经逐渐成熟：它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选取人才，留住人才，也清楚团队自身如何运转，如何学习，如何成长壮大，如何为公司整体的发展提供动力，推波助澜。也就是说，这个团队已经有了文化和制度，有了灵魂，而不是一盘散沙。这样的团队，即便他的创建者离开，仍可以成长壮大，而不是停滞不前。这是百度技术团队的可贵之处，也是刘建国的成功所在。

一个成功的团队靠的是文化和制度，而不是某个人的存在。如果一个团队失去了某个人就每况愈下，是这个团队和这个人的悲哀。反之，如果一个团队失去了某个人仍可以很好的发展、成长，说明这是个真正出色的团队。对一个团队的创建者而言，留给团队最宝贵的财富，应该是他为这个团队构建的文化和制度。

所以，我相信，一个真正厉害的俞军，在他离开之后，他曾经所在的百度产品团队，仍会很优秀。因为，他的精神已经成为这个团队的一部分，就像白鸦说的：“不夸张的说，百度的产品经理跟俞军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思考的方式、说话的口气、语速、等等等等。虽然这帮人有时候强势的过分，不给别人任何空间（比如，UED），但他们对产品的理解和能力，以及这种产品氛围还是让人很叹服的。”我想，除了百度的产品，这些是俞军留给百度产品团队更大的财富。

俞军离开百度的第二天，在百度工作的同学对我说：“虽然俞军离开了，但是百度做产品的还有很多厉害人物。”我为这句话感到欣慰。

如果说，没有刘建国，没有俞军，甚至某一天没有李彦宏，百度仍然可以做中国最好的搜索引擎，我想，这三位应该发自内心的高兴，而不是失望，因为他们所创建的团队，已经有了灵魂。

就好像没有乔布斯的苹果，股价仍可以上涨63%，这是苹果和乔布斯的成功。同样，没有俞军的百度，如果产品依旧成功，那才是俞军的骄傲，才是百度的胜利。

1.

罗兰夫人曾说，“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其实，被利用的何止自由，还有很多崇高的理由被罪恶所用，行苟且之事。最近被利用的，是保护孩子和维护法制。

2.

同事的老婆问他：“从前你总爱说喜欢某某类型的女孩子，最近怎么不说了？”同事想逗逗老婆，便说了一个日本AV女星的名字：佐山爱。同事老婆没听过，就用Google搜索佐山爱的图片，结果很不理想；换Baidu搜索，一目了然。

我之前也没听过佐山爱，比较一下，Baidu的效果确实要好过Google。在这点上，我爱Baidu。（以下图片均是2009年6月29日的搜索截图）

佐山爱，Google图片搜索

佐山爱，Baidu图片搜索

3.

对于Google涉黄问题，我问学法律的Johnny：如果两个人都违法，但法律只追究一个人，却不追究另一个人，这样的法律如何？

Johnny的解释：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违法必究”，意思就是说只要发现了违法行为，必须将其揪出来。但是社会主义法治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法学的学术里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那天我说过，法律分为民法，刑法和行政法三大块。

民法遵循的原则是“不告不理”，就是说没有原告的起诉，法院是不会主动干预民事活动的。但是刑法和行政法则不是，公安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应该主动去发现违法行为，并且对其处罚或整改。

特别是行政执法，如果单就百度和Google这件事情来说，确实不应该只处罚一家，但是司法实践当中，政府可以说，现在没有人来举报Baidu，我们的工作也必须一步一步展开，发现一家，查处一家，不能因为还没有发现并查处Baidu的违法行为，而不查处Google。从这一点上来说，完全是说得通的。这就给了Baidu一个自我整改的时间。

（Johnny说，他可以为上面的文字负责。）

明白了么？一旦我有了执法的权力，而又确实不能对所有违法者进行追究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种更大的权力：我可以有选择的追究违法者，特别是，追究哪个更符合我的利益，我就追究哪个。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违法的；相反，我是在维护法制，我是在为民除害。

4.

所以，有时候，不是先有自由，不是先有法制，也不是先有保护孩子的想法，而是先有了罪恶。因为罪恶的需要，我们看到了很多崇高而美丽的外衣。

事实上，不仅罪恶，就像电影《Milk》中描述的那样，即便是一些崇高的想法，为了生存，为了壮大力量，为了更多支持，为了转移视线，有时候，也不得不穿上一件崇高的外衣，伪装前行。

这是政治的无奈，也是政治的丑陋之处。

5.

当然，是否罪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反对Gay，那么，在你看电影《Milk》的时候，当Milk在演讲中引用独立宣言和自由女神手中之书时，就是假自由之名行罪恶之事；如果你赞同Gay，那么，当Milk引用这些慷慨激昂的句子时，你也会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同样的，如果你喜欢Google，讨厌Baidu，自然会觉得Google受害，冤枉；而如果你喜欢用Baidu，那你会觉得Google活该，本来也不是什么好鸟。

心理学告诉我们，先有偏见，后有支持偏见的理由。

古人也老早教导我们，如果已经看某人不顺眼，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致谢：感谢Johnny对本文有关法律方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