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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做对了什么?

2009年12月12日 7 条评论

张五常教授

本博文是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的读后感。

网上不乏对张五常的批评和谩骂,用Google或百度搜索,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批评者的主要观点是,张五常为政府说话,而为政府说话,在很多愤青看来,就是为富人阶层说话,也就是与人民大众为敌。

网上流传的张五常的言论,乍看之下,确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如下面一些狂言

  • 中国农民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 反对最低工资法,反对福利制度
  • 贫富差距不严重,没有两极分化
  • 中国浮现的制度人类历史上最好
  • 中国的腐败真的不是那么差
  • 反对以民主投票方式领导改革

乍看之下,这位留着花白爆炸头型的老先生就是一个反福利、反民主的典型,歌功颂德、助纣为虐。有趣的是,如果把上面的几条言论都反过来说,往悲惨、愤怒的方向渲染,我相信,一定会引来波涛汹涌的共鸣,张五常迟早会被尊为“人民经济学家”:

  • 中国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 要通过最低工资和福利制度,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
  • 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 中国的现有制度要比欧美落后100年
  • 中国的腐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 没有民主,就没有改革

以“人民”自居者是最喜欢听这样的话的,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也是传媒喜欢关注负面消息的原因之一。

那么,张五常是应该讨好政府,还是讨好“人民”呢

或许,这问题本身就有问题。讨好任何一方,如果不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本着发现问题、促进发展的目的,最终受害的都是农民,是工人,是生活在这个制度中的老百姓。讨好人民看似是善良,但是,正如一位朋友说的:“一片善心不一定会制定出善意的制度,单从道德出发,往往只是陷于忧心忡忡的不知所措中而已。”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喜欢张教授的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如果抛却偏见,避免断章取义,那么,这本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巨大的。不论我们是否完全赞同书中的观点,但至少这本书(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的思考方法、研究态度很值得学习。

纵览全书,《中国的经济制度》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做对了什么,从而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发现“做对了什么”的书,而不是纠缠于“做错了什么”的书。在我看来,有些情况下,研究“做对了什么”比研究“做错了什么”更重要,正如挑毛病差不多每个人都会,但总结成功、发现优点却不是每个人的能力所及。

作者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

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英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张教授的结论是,县之间的竞争,是促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决定因素

似乎在中国,普遍有这样一个现象:说政府、制度的好话,就会引起愤慨。如果说中国经济制度最好,那更像是笑话了:“难道美国不如中国么?难道欧洲不如中国么?难道日本不如中国么?”但别忘了论点都有前提。即便是被张五常称赞的中国经济制度,也是有前提的。有了这个前提,这制度换了在美国或日本,就不一定会好(反过来也如此):

以县为基础的制度在中国运作得好。那是个人口众多而天然资源缺少的国家,上苍赐予的只是一个聪明而又能刻苦耐劳的民族。换做一个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采用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一定有好效果

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拚搏——而还在笑。

关于农民问题,张教授认为自2000年以来,农民的收入是大幅提高的,也因此,他认为夸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严重性是“胡说八道”,因为,基于这样的错误假定而制定的政策(如最低工资法,某些福利制度,以及最新的劳动法),这些看似“好心”的制度,实际上最终对农民、对劳动者不利:

二○○四年一月,两位中国作者出版了一本赢得国际赞誉的书。这本书提供资料,说中国农民实在苦(即《中国农民调查》——侯亮)。一年后,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农民的生活转坏了。这些言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时刻说出,是不负责任的。是的,就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三日, 林毅夫在上述的北京会议讲话,说中国的收入分配愈来愈不合理。这是他的报告主题。毅夫是负责农业政策的人,怎可以不知道农民的日子从来没像今天那么好?他怎可以不知道从百分比的增长看,中国的贫富差距这几年正在急速地收窄?

可见,张五常并没有否定中国农民的苦,恰恰相反,他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奋,也看到了现有制度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利好变化,认为持续下去会有利于农民。因此,他坚定的反对新劳动法,认为是“灾难性”的:

新劳动法的意图是帮助穷人,但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我发表文章,推断中国贫民收入的直升线,会因为此法而折下。这折下是明显地开始出现了。

今天,北京显然忘记了邓小平的对改革过程帮助很大的格言:试一试,看一看。他们应该选几个县来试行新劳动法,监管与观察他们的表现,与没有推行此法的其它县比较一下,然后才决定去不去马。

关于腐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把张五常的主要观点总结为三点:

  • 反对腐败
  • 腐败不可避免
  • 中国的腐败没有其他亚洲国家高,水平相对偏低

显然,张五常没有糊涂到赞同腐败的地步:

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管制法例下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中国的经验不支持这观点。贪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关连,推翻了贪污对经济有贡献的说法。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份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

我也不同意中国今天的贪污无所不在的观点。仍然普及,但比起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贪污下降了不少。我认识不少干部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傲,足以推翻贪污无处不在的说法。自一九九三起肃贪的行动有看头,而我将指出,肃贪是得到地区之间的竞争协助的。

我认为比起其它亚洲国家,中国目前的贪污水平是偏低的。

我愿意用“水至清则无鱼”这话来做一个现实主义的比喻:水池如果污染太严重,鱼一定无法生存;在改变水质的过程中,理想主义的目标,是清除所有污水,把鱼放到清水中,但这也只是理想主义而已,不具可行性;每个人都不希望看见污水,但改变水质最好也必然是渐进的过程。

让我感动的是在书的最后,张五常向朱镕基的致敬和道歉:

结笔之际,我要对一个我批评过的人致敬。他是朱镕基。老师艾智仁当年屡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热情──来衡量的。上述我排列为首的两项奇迹,都出现于朱先生掌管经济的时期。将来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

出于对朱总理同样的尊敬,我也同样尊敬张五常先生。而且,正如他在这段话中提到的,成功最好以效果而不是热情来衡量,热情高涨而结果悲惨的事情,在中国、在世界上都不少见,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的背景下。

而我们最初的问题也有了答案:实干者不是用煽情的言论去讨好人民,不是用谄媚的话语去讨好政府,而是实事求是的去做对的事情,让需要发展者获得切实的利益和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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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画和做产品

2009年10月20日 13 条评论

终于下决心开始学画画。一个月的学费不菲,所以早晨上班前、晚上下班后都尽量去画室练习,不能把钱糟蹋了。学了不到一个月,看到自己的素描有所进步,虽然还是入门级,但看倒纸上凸显的画面,还是有所成就感的。 更重要的是,在学画的过程中,还悟得了一些道理,算是一份额外的收获。

1. 关注对象,还是关注作品?

刚学素描时,把握不好线条,总觉得自己画的不直,画的东西不像,改了又改。后来读到《Keys to drawing》书中的一段话,描述的正是我遇到的问题:

作画时你看哪?是画本身呢,还是作画对象?如果不确定,就做做这个试验。当你作画时,让别人看你的眼睛。眼睛停留在作品上的时间长,还是停留在作画对象上的时间长?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是提高水平的关键。

你猜答案会是什么?我问一个朋友(他不是学画的),他说,当然应该注意作品,因为画的就是作品嘛。而这也是我刚开始学画时的做法。事实上,正确的答案是:眼睛集中在作画对象上,才会画好:

当你关注的是作品,特别是在刚开始作画时,你就会对自己所做的努力加以判断,结果就导致一种自我干涉、自我分析的批评模式 (“那只手臂画的不像。”“脚不可能那样摆。”)作品中的东西不是“错的”,就是“不像”。你可能更多的是依赖于所学的规则和技巧,而不是画实际观察到的 事物。… 如果把思想主要集中在作画对象上,就会产生实用性对话。它是一种真正发生于你和所画对象间的对话,能提供给你有关形状、角度以及度量的信息,是你得以在纸 上将它们表现出来。

可不是么,画幅画和开发产品多类似(不好意思,我又引申了)。多思考,多观察,多分析,多给自己提一些问题:“这个产品的用户是谁?要提供什么服 务?要提供哪些功能?如何才能最有效的提供这些功能?……”也就是说,关注产品服务的对象。而不是关注实现产品的具体过程(虽然这些过程不能忽视):“用 什么技术实现这些功能?某个特性太难设计了,干脆忽略?为了实现这个功能,要花费很多精力,得不偿失?……”

正如画画应该更多的关注对象、光线、明暗而不是画纸上的笔触、线条、技巧一样,如果关注的是产品的实现,而不是产品的功能,那么,就难以设计出好用、易用、为用户喜欢的成功产品,进一步讲,也难以推动技术的探索和创新。

2. 抓整体,还是抓局部?

画画时,无论是最开始的构图,还是后来的铺调子,都容易陷入局部的处理之中。打个比方,画一副头像,不仅要眼睛、鼻子、嘴等各个部位画的很到位,还要互相之间在位置、角度、大小上的一致,不然,就算每个局部都很成功,整副画也不能算作成功。

道理很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勾勒细节其实是很迷惑人的,把握整体反倒需要一种胸怀。或者说,控制全局需要一种领导和管理能力。刚开始画一幅画,切忌在最开始作画时就陷入到对局部细节的刻画之中,一定要时时顾及整体,和其他局部协调刻画。 一个绘画作品,就算每个局部都很完美,但如果互相之间错位,那也是一个失败的作品。相反,如果每个局部都有瑕疵,但整体比较协调,那算成功了大半。

夸张一点说,一些绘画作品,如果单看局部,看不出什么蛛丝马迹;正是因为组成一个整体,才产生神奇的效果。下图就是一个例子,生动的熊熊烈火,十分逼真;但靠近一看,都是由一些无意义的局部组成的。(该画取自今年10月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一副油画,侯亮拍摄。)

整体,是一团生动的火焰

整体,是一团生动的火焰

局部,是一些“随意”的涂抹

局部,是一些“随意”的涂抹

引 申开来,任何一个产品的开发团队,都是由不同的职能部门组成(哪怕是一个人承担这些不同的职能),如开发、测试、产品设计,等等。要牢记各功能是一个整 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协同工作。否则,即便每个部门工作都很出色,但如果配合不好,也是徒然。而即便这些团队但看起来都很平凡,但是因为能够步调一 致、协力配合,最后仍能开发出很好的产品。

3. 根据观察,还是根据常识?

这是一个看似两难的问题。观察,是眼见为实;常识,是普遍科学。似乎哪个都不能违背。但在学画过程中,却要记住:重要的是观察,而不是常识。

根据常识,长方体的四个高是相等的;但根据观察,越远的边长度越小。根据常识,脑袋长在脖子上面;但根据观察,仰卧的人脑袋可能长在胸中。事实上, 最可怕的往往是常识。如果遵守常识作画,画出的话反倒不像。相反,如果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面前看到的活生生的事物,并用画笔描绘出来,反倒更加是最逼真 的。

画画是一门关于观察和动手的学问。刚学画时,老师就说,学画常犯的毛病是“眼高手低”:看都能看明白,但无法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出来。这就像一个人很懂乐谱,但是无法用声音表达;很明白游泳的技巧,但不能下水施展一样。

太多的“常识”,左右了我们的观察,误导了我们的判断。常识的关键在于“常”,而世界往往是变化的,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相信自 己的观察,如果发现和常识违背的地方,要像发现金矿一样,马上挖掘出背后的原因。这是一个纠正“常识”,让自己进步的好机会。(生活中都是“常识”将会多 么枯燥啊!)

4. 耐心,耐心,耐心。有足够的耐心么?

作画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过程。有学过画的同事对我说,他最不喜欢铺调子,一遍一遍很麻烦。画画确实需要很大的耐心。不过,看到一张空白的纸上,最开始出现线条,后来出现面,接下来出现明暗,出现逼真的效果,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下面两幅画是我所画的大卫像的石膏局部。这个简单的素描,耗费了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用线条构成面,把不同的面用凸凹的视觉形式展现出来,这是一 个神奇的过程,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过程。

画作是打磨出来的,好产品也一样(我这幅当然不是好作品,只是献丑)。在这个过程中,要关注对象,而不是作品;要重视整体,协调局部;要相信观察,而不是相信常识。

大卫(石膏),最后的成稿。作者侯亮

大卫(石膏),最后的成稿。作者侯亮

大卫(石膏),最初只是一些线条。作者侯亮

大卫(石膏),最初只是一些线条。作者侯亮

最后,推荐《Keys to drawing(素描的诀窍)》这本书。“只要能握笔,就能学会作画。”如果说艺术是相通的话,那么,这不仅是一本教你学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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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怎样?

2009年9月30日 5 条评论

先做一个简单的游戏。下面四张牌中,每张卡片都是一面有数字,另一面有字母。有人告诉你:“如果某张卡片的一面是一个元音字母(A, E, I, O, U),它的另一面就是一个偶数。”那么,你需要翻开哪些卡片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在说谎?

对于这个题目,有心理学家问过128名大学生,答案分布见下图。最多的答案是E和4;其次是E(也是我的答案)。但是这些都是错误的答案。只有4%的人给出了正确的回答:E和7。如果这也是你的回答,恭喜你!

这个问题看起来并不难,如果认真考虑一下,都可以给出正确答案。但是,据说五名“最受尊敬”的研究数理的心理学家中有四位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答错了,也不能说明我们太笨。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回答错误呢?原因来自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人们普遍偏好能够验证假设的信息,而不是那些否定假设的信息。

在上面的小游戏中,选E是最明显的,因为如果背面是偶数,就证实假设是正确的;选4也看似合理,因为如果背面是元音,也证实假设是正确的(但是,即便背面不是元音,也不能证明假设错误,因为假设没说偶数背面一定是元音);但为什么要选7呢?因为,如果7的背面是元音,那么,就证明了假设是错误的(一个元音的背面竟然是奇数),多数情况下,人们忽略了这种情况。

研究表明,证实偏见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我们讨厌某个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关注这个国家的负面消息,用以证明这个国家确实不招人喜欢,而且越来越讨厌;在工作中,如果我们赞同某个方案(特别是那些自己提出的方案),也会举出众多理由,数据的、图片的、事实的、分析的,来不断支持该方案,使其越来越正确。对某个人,对某部电影,对某个产品,甚至对某个种族,我们都容易陷入证实偏见的思维。

当然,“证实”并不是错误的,或者不必要的。关键是,证实只是事物面貌的一部分。如果只有证实,就难以存在全面的思考,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而如果从“证伪”的角度看现象,从反面去思考,去质疑,结论会更加可靠,也会更接近真实。

除了发现“确实如此”,也别忘了问问“否则怎样”。


说明:
1. 本文图片版权归闹玩,感谢iWork’09的优秀表现力。
2. 关于扑克牌的实验,可以参考《决策与判断》一书。

准备, 右脑时代!

2009年9月25日 9 条评论
《全新思维》

《全新思维》

如果说我们的爷爷生活在农业时代,那么,我们的父母工作在工业时代,而我们则处在蓬勃发展中的信息时代。信息时代之后会是什么时代呢?丹尼尔·平克(Daniel H. Pink)在《全新思维(A Whole New Mind)》中告诉我们,下一个时代将被称之为概念时代。为了更加清晰,我比较喜欢称之为“右脑时代”。

无脑时代:靠天吃饭

我们当然不能说农业时代是不用大脑的时代,但不得不承认,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人们更多需要的是力气,是勤苦,是节俭,还有对自然的敬畏。因此,农业时代不妨称之为无脑时代(这是无可奈何的时代)。

左脑时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在随后的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里,机械师、律师、会计师、软件工程师……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宠儿和脊梁,此时,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是重要的素质,这些都是左脑擅长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左脑时代。在近代中国,左脑时代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右脑时:设计,整体,意义……

正如农业时代被工业时代取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被信息时代取代一样,信息时代也终将会被右脑时代所取代。为什么?《全新思维》中列出了三个主要原因:自动化,亚洲的崛起(外包),物质的丰富。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当信息时代所创造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缺少含金量和创造力的时候,能够创造一个新时代的能力集中在了右脑。

右脑时代是个怎样的时代呢?首先了解左右脑的区别:

大脑左半球更擅长于言语、写作、数字运算、阅读等等,是主要的语言中枢。大脑右半球则在加工人像、解决空间关系问题、符号推理、艺术活动等方面更有优势。

(详细内容可以参见Gazzaniga关于割裂脑的论文:The split brain in man。对于左右脑在能力上的区别,很多心理学教课书中都有论述。)

这就意味着,右脑发达的人更容易从别人脸上“读出”言外之意,更善于绘画等艺术创作,更善于掌控整体。《全新思维》中总结了右脑时代需要具备的六种主要能力(下面是我做的思维导图):

《全新思维》中不仅介绍了六种能力的重要性,还介绍了一些培养相关能力的方法。比如,通过绘画来培养设计感和交响能力,等等。

我倒认为,并不是所有能力都能学来,毕竟,我们最佳的学习时期已经过去,而如今又总是繁务缠身。况且,右脑的重要并不意味着否定左脑,正如告别农业时代的我们仍需要对自然存有敬畏、仍需要保证强健的体魄一样。就算在右脑时代,我们也不能容忍逻辑混乱和分析缺失。

依我看,这本书的“启蒙作用”更加重要(即便此前已经有《情商》这类关注右脑的书籍出版):我们要认识到右脑及其相关能力的重要性。必须承认,我们的教育,我们对左脑的习惯性重视,使得我们太不把右脑当回事了。

举例来说,在我工作的团队中,即便现在,仍有一些技术工程师不愿认可网页和软件设计中“美观”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花拳绣腿,仍认为代码和算法是产品的根本。类似的,仍有偏执的电子产品使用者排斥苹果的iPod,iPhone,iMac(如果不是因为价格原因的话),认为苹果是靠宗教的魔力赢得小众的崇拜,而苹果的设计仅仅是哗众取宠。

如果我们自认只能做信息时代的弄潮儿,右脑时代是我们下一代的天下,那么,至少不要嘲笑或否定右脑时代的重要能力,正如锄头不该嘲笑拖拉机,拖拉机不该嘲笑因特网一样。

我们应该重视、尊敬那些具有设计能力、善于通过故事讲明一个道理、能纵览大局、善于为他人着想、快乐幽默并认真对待生命的人。如果我们不想落伍,还需要向他们学习。

右脑时代,并不遥远。事实上,已经来临。

产品经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2009年9月8日 4 条评论

从技术团队转作产品以来,通过几个产品项目,越发感受到产品经理需要“四两拨千斤”的能力。“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就是一个理想中的产品经理试图要干的事情。

究竟什么是产品经理?我也是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的。从刚开始作产品经理时的数据分析,特性整理,到产品优化,到产品设计,直到现在整个产品从无到有到推广到演进,在具体的工作和经验的积累过程中,逐渐把自己的角色完善起来。

此时,再来读这本放置很久的《产品经理手册》,一方面有切中要害之感,另一方面,也领悟到工作上可以改进的领域。虽然多数认为本书的是写给入门级的产品经理,然而,很多文字对产品经理而言,仍然可以称得上是“金玉良言”。

根据我自己的职务特点(互联网、wap和客户端的搜索产品经理),我把书中经典的段落总结成五个部分,每段做了小结。

一、产品经理最终要赢得顾客

  1. 重量级的产品经理是企业战略家,同时也是有能力贯彻战略的执行者。他们必须通过优异的顾客满意度来实现产品的利润。(第1章)
  2. 外部整合是产品开发过程中艰巨而重要的工作:除非企业真正深入思考、整合顾客端的看法,否则可能创造在技术上很先进且提供良好价值的产品,但是却得不到顾客的青睐。(第1章)
  3. 要时时注意最新发展的概念、细分市场以及趋势:不要只想到产品,而要思考你的产品及服务可以有哪些效用。比如说,如果你卖的是钻孔工具,请记住你的顾客想 买的是产品的钻孔能力。“从企业观点出发”或是“考虑消费者的观点”将会让你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角度。我认为后者能够让你在市场中待得更久一点。(第1章)
  4. 产品经理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要能表达顾客的心声,在企业投资回报、顾客满意以及制造成本三者之间寻求平衡。(第11章)
  5. 与顾客接触是几乎所有产品经理都被期待扮演的角色。(第11章)
  6. 产品经理的最终目标就是能跨越并引导企业的各职能领域,以赢得顾客满意。(第13章)

[总结] 接触顾客,了解顾客,看透顾客。看产品的时候,以顾客的角度,并且注重产品的功能而不是产品本身。

二、产品经理必须是跨职能的领导者

  1. 这个时代需要有表现优异的产品,则需要靠产品经理的领导能力。产品经理就如同轴线般将所有片段串在一起,填补开发过程中的缺口,以确保产品最终将符合最初的“产品-顾客概念”。(第1章)
  2. 重量级产品经理的职能就如同该产品的总经理。产品经理的工作涉及新产品开发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第1章)
  3. 主动出击,像管理自己的企业一样管理你的产品。熟悉业务的基本要素(包括数字),建立真正跨职能的事业团队。(第7章)
  4. 统计结果显示产品经理接触最频繁的前三种对象分别是销售人员、研发人员和顾客。产品经理的主要角色之一,便是协助销售人员实现公司的目标(而不是销售人员自己的目标)。(第11章)
  5. 做一个领导者。不要把自己想成是一个产品经理,而是要认为自己是产品线的执行者。(第12章)
  6. 许多企业相信,一个有效的产品经理的培养时间约为三到五年。产品经理若要发挥作用,就要能够与全公司各单位有良好的沟通,并且成为跨功能的领导者。(第14章)

[总结] 可能和研发出身有关,我和研发的同事接触很多,但和销售、营销接触过少。这是以后需要改进的地方。

三、责任很多,职权很少

  1. 作为一个产品经理,你有很多的责任,但是只有很少的职权:你必须通过别人来完成工作。(第13章)
  2. 产品经理被赋予保证产品/产品线成功的重大责任,然而他对与负责该产品生产制造以及销售的人员却又没有直接的管理权限。产品经理的工作大部分需通过不同的企业部门以及跨职能团队来完成,看起来就好像是产品经理在企业中经营另一个企业似的。(第13章)
  3. 批评者认为,… 产品经理对于产品开发、营销及销售等部门的权限有限,但对产品利润的责任却不因此而减少,由此可能引发企业内部的冲突。甚至,产品经理可能过度关注其产品,以致忽略了顾客的感受。(第13章)
  4. 产品经理本身多半没有下属向他报告。(第14章)

[总结] 不过,产品经理也不应该为职权太少而懊恼。听听德鲁克的教导:“权力和职权是两回事。管理当局并没有权力,而只有责任。它需要而且必须有职权来完成其责任——但除此之外,决不能再多要一点。”也就是说,职权(Authority)不同于我们一般想象的权力(Power),它是和责任紧密相连的。如果责任重大,职权一般也是不愁的事情(即便你的确无权命令团队中的其他同事)。

四、产品经理如何获得影响力

  1. 产品经理过去在企业内经年累月所积累的经验,则可以增加他说话的分量,以及他在他并无管辖权的同事间所能发挥的影响力。(第1章)
  2. 大部分产品经理之所以没有公信力,是因为他们连像市场、顾客以及竞争者这些基本的问题都答不出来。如果产品经理们真的希望争取管理产品线的权责,就必须证明他们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和事实来支持他们的决策或建议。(第6章)
  3. 产品经理要通过那些并不直接向他报告的人来完成许多工作。产品经理必须要了解其他职能领域,并且建立互相间的尊重。产品经理原来的定位就是通才,他需要靠许许多多其他职能的专才来协助他顺利地将产品交付到顾客手中。(第11掌)
  4. 讲故事”(storytelling)是最有力且具启发性的可用工具之一,过去也一直广为采用。一个能够用栩栩如生的故事来描绘未来的产品经理,将能够转变同事的观点并且激励出你所期望的行动。(第11章)
  5. 对于任何人都有一套能够成功和他相处的模式,而且每个人(不管他是多么暴躁、小气还是喧闹)都有一个真实和有趣的人生。就产品管理这种需要良好人际沟通技巧的职业来说,这真是个优秀的建议。(第13章)
  6. 谦虚。你的成功建筑在能有效地和许多有趣而又深思熟虑的人一起工作上,包括在企业内部的人以及那些被鼓动来购买你的产品的人。试着去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第13章)
  7. 不仅要制定产品经理的职责,而且也应该明确产品经理经常接触的人的职责。(第14章)

[总结] 其实,不只是产品经理这样职权少的职位,即便是职权高的职位,也不能仅仅靠职位本身来推进工作的顺利进行。所谓影响力是一种“软职位”,它要靠管理者自身的经验、知识、技巧、性格,甚至人品。

五、产品经理的职业成长

  1. 产品经理太容易因为忙于企业日常“救火”而忽略了周围的变化。趋势预测工作的繁重,可以和一个全职的工作相比拟。产品经理绝对要紧跟可能影响其产品、竞争者及其技术的最新趋势。(第2章)
  2. 在找到一个有用的创意之后,产品经理就有责任开发出一个“商业方案”来证明追逐这一机会是正确的。你也可以把自己假想成一位创业家,准备了一份商业计划书,以寻求风险资本的投资。(第7章)
  3. 接任职务之初,产品经理通常将大部分时间用在收集、组织有关产品与顾客的信息,尤其是产品的竞争形势。当经验逐渐积累之后,产品经理关心的焦点就转移到财务、营销、战略规划等综合性的企业知识。同时他也开始培养组建工作团队、协调、沟通以及领导等能力。(第14章)
  4. 挑战自我,攫取有关市场的新看法,采取积极的措施以侦测趋势的变化。和与你不同的人互动。研究新的嗜好。大量地阅读。学习对自己的错误抱以开朗的笑,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而不是被它打败。倾听(用心倾听)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看法,而不是自动地对他们要说的话打个折扣。不论你怎么做,都要不间断地学习。(第11章)
  5. 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就是“全球思考、本地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第12章)
  6. 在我看来,产品经理是最棒的职业之一。工作的内容是如此多元:从和客户一同工作,到与优秀的产品开发团队共事,都是非常特别的经历——更不要说还要面临激烈的竞争以及频繁的出差与旅行。(第14章)

[总结] 要有研究热情,要保持好奇心,要善于沟通,要不断学习。虽然因公旅行的美事从来没有碰到过(估计近期也不会有),但多元的工作确实让人充满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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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删去的、忽略的和不愿提起又难以忘记的

2009年9月6日 1 条评论

朱镕基总理的新书《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了。还没读,先转载一篇刚看过的评论。挺好看。

原文:http://zimmerwu.blogbus.com/logs/45834551.html

——

《朱镕基答记者问》前言中提到:本书收录的内容,均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整理而成,只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正文中的英文保留,将中译文放在括号内做随文注。

不过,按照这个编辑标准,全书至少两处地方是不合格的,也是令人遗憾的,即删去的一段话和忽略的一处用英文讲的句子。而在我在标题里说的,不愿提起又难以忘 记的,就是下面我引的几段外国媒体采访朱镕基时,反复纠结的两点,一是二十年“右派”史,一是自幼父母双亡。当然,也许按照西方传媒的思维和经验,更多地 报道领导人个人经历是一个卖点。不过,从下面五段朱镕基的回答来看,他对这两段经历都是不愿提起却又难以忘记的。

不要忘了,对,他是10月23日出生的。(P166,《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中有提及)

天 秤男,还是天蝎男?都有点像,可是又都不像。10月23日,这天出生的,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李安。尽管无法确定他们两个具体的星座分布,但是一个相似的 经历是,李安曾经也有过六年的事业空白期,蹲在家里做全职先生。当然,比起朱镕基二十年的“右派”经历,李安那短短的六年无疑连小菜一碟都算不上了。

朱镕基说,写他的那些书至少有11本,他没有时间去看它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也不想去看这些东西,关于这些问题,他觉得不值得一谈。(P193《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

我也大致读过几本写朱镕基的书,基本上都是香港或是台湾所出版,一开始几乎都是捕风捉影,继而以讹传讹,最后写得神乎其神的也大有人在。不仅将朱的家世推到了朱元璋一枝,还细数他们家风水如何之好,其命似乎过硬,以至于其早年经历父母双亡的变故。

还有一些,比如郑永年的《朱镕基新政:中国改革的新模式》,这些论及朱镕基的书,大都是学者的研究性著作,仅仅将朱镕基作为一个代表,他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历体制转变时期的特定人物,一个既熟悉计划又懂得市场的人,一个既出身中共党内又深受西方亲睐的人。

2004 年4月9日,我当时在扬州读书,闲来无事骑车想去瘦西湖,刚出了师院荷塘边那个大门,还没有到瘦西湖门口,就被警察拦下。事后才得知,退休的朱镕基携夫人 来游览瘦西湖。本来想抱憾一下,为什么下午不早点进去,好遇上这位前总理。结果被知情人告知,那天有很多公职人员下午都参加了集体扮游人逛瘦西湖的活动。

一、删去的(【】中内容系根据录音补齐)

P44

朱 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论及中美关系时岔出一段话:记得1998年我在伦敦参加亚欧领导人会晤,与正在 伦敦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中国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样了?顺利吗?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说布什先生,中国不搞私有化,我们搞的 是股份制(当时记者招待会口误为“股份化”),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之一。【他说,哎,不管你怎么说啊,反正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么做就行啊。所以 我觉得他说得也很对,这个是不是可以叫“一种共识,各自表述”啊。】

这段话之所以被技术处理掉,呃,恕我愚钝,暂时还没有参透为什么。就算参透了为什么,豆瓣估计也不给写出来。不过,全书其他技术处理部分,还没有时间一一找出来,诸位有兴趣也可以核对当时的录音,看看编辑删去了哪些地方。

二、忽略的

P26

朱 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提问,在谈及两岸关系时候,引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3月12日在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的一段 话:”There must be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并且,他觉得应该改几个字才比较确切:”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书中径直用了记者招待会后出的中文通稿,所以忽略了其实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是用英语来讲这两段话的。

三、不愿提起又难以忘记的

P110、111 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

康比德:好像你有段时间是被划为了“右派”,而且很显然,因此你大概是受了将近20年的苦。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告诉一下美国的人民,这段时间里你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你认为这一段经历对当今的中国政府将会发挥什么样的影响?

朱镕基:我现在不想、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再讲我那段不愉快的经历。

康比德:我已经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只是想再试一次,希望能得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

朱镕基:我可以再补充一句:那段时间对于我虽然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对我也是有益的经历,使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接触了更广阔的层面,社会的层面。至于今天说起来,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充分地吸取了那个教训。

康比德: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那段经历使得你变得更能容忍不同的观点,而且使你的观点也变得多样化了?

朱镕基:也许是这样的。

P122、123 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董事长兼发行人帕金斯采访

帕金斯:我想冒昧地再问一个问题,是有关你个人生活的。好像你的童年生活过得不太顺利,好像你的父母亲很早就过世了,那么你童年中最重要的记忆到底是什么?这种记忆是不是影响到你后来建立自己的家庭生活?

朱镕基:我的父亲在我生下来以前就去世了,我的母亲在我12岁时也去世了。我是靠自己个人的努力,才能够受到教育的。也许这培养了我一种性格,就是没有什么困难时不能克服的。

P146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

伍德拉夫:……有个问题是关于你自己的经历。你曾两次被下放,我知道你在养猪场干了很多年,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你的经历是否告诉你,中国不怕不同政见?

朱 镕基:我不认为我个人经历的细节值得在这里讨论,我不想在这里谈论这个枝节问题。但我认为,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我们的领导人都有类似的个人经历。 我们年轻时都为民主而斗争,为我们国家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不可想象,我们这些毕生为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而斗争的人会去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 题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我们只能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P166  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

国 谷裕子:听说朱总理自幼失去了双亲,在1958年到1978年,即30岁到40岁期间被剥夺党籍,经历了非常坎坷的人生,过了50岁才顺利,直到今天。你 是如何克服那种困难的?在你的人生经验的基础上,现在你以什么样的信念带领中国前进?最后,你还有两年半的任期,作为总理,你准备留给人们何种记忆?

朱 镕基:我的经历非常平常,不值一谈。是的,我经过差不多20年的挫折。但是我想,这种挫折对我也许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磨练,我也许今天不可能当总理。 我只有一点,就是从小以来不管受到什么磨练,特别是我参加共产党以后,我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一直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今后还要继续地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P176  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采访

洪锡炫:请朱总理给韩国的青少年讲几句鼓励的话。

朱 镕基:我出生后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又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所以那段日子是很艰苦的。就像孟子讲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许是这种挫折与磨练有助于自己的成长。我不管受到什么挫折和磨练,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就立志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没有小时候那些挫折和磨练,我今天就当不上总理,就不会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今后我也将继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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