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玩

走出影院，除了影片结局带来的希望，另一种希望振奋着我：除了李安，世界级的导演中又多了一位中国人。张艺谋、陈凯歌用《活着》《霸王别姬》表明了他们是伟大的中国导演，他们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导演（虽然陈凯歌现在已经是美国籍了）。如今，陆川用《南京！南京！》证明了他的世界级地位，这是一部比《辛德勒的名单》更厚重、更真诚的电影。

活着，并不总是艰难的

日本军官角川问：“活着，比死更艰难吧？”他面对了太多的死，也制造了很多的死（包括他不想杀但不得不杀的姜淑云）。最后，他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对他而言，活着确实比死更痛苦，死是解脱。

但小豆子和顺子活到了最后，笑着，顽皮的吹着蒲公英，在影片最后，给观众以难得的安慰。更难得的是，这些安慰不是导演刻意做出来的：影片一开始，小豆子的战斗就是为了活下来，最后，他也真的活下来了。

说实话，在电影快结束时，我真为导演担心，我很怕陆川在电影的最后，也如《辛德勒的名单》那样，放弃黑白的背景，换用色彩以阐释生的希望，抚慰观众。还好，他没有。现在想来，能拍出这样片子的导演，也不会采用这种视觉上的矫情处理。陆川比斯皮尔伯格高明一些。

活着可以是幸福的，也可以是艰难的。取决于活着的时候曾经做了什么，以及继续活下去能看到什么。

“知道么？我太太又有了。”

唐先生临死前，最有力的还击是那句“知道么？我太太又有了。”。战争是一时的杀戮，但仇恨和还击却不是一时的，它会延续，会记录在历史中。而且，最有力的还击，就是活着。

中国人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但不可否认，战争和屠杀之后，让中国人在一两代内忘记那段历史和仇恨是不现实的。直至今日，犹太人仍在追杀纳粹，相比之下，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较宽容的民族之一。

拉贝的下跪

无论是中国女人们主动举手志愿当慰安妇，还是电影最后小豆子和顺子获得重生，这些情节都没有让我感动。（我甚至觉得，一部电影，如果情节一个接一个的让观众感动，那是在操纵观众，这并不需要很高超的技巧，只要观众们有正常情感就可以。）

《南京！南京！》中让我感动落泪的，是德国人拉贝被迫离开中国返回德国之前，面对难民，扑通跪下的一幕。要知道，拉贝并不是传教士，他是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按理他没有向大众下跪的“传统”。但在被迫抛弃难民的那一刻，他采取了中国人忏悔的传统方式，下跪。

说实话，此前我并不知道约翰·拉贝。了解他的事迹后，我忽然觉得，作为中国人，我应该为这种“忽视”感到愧疚。这是一位所有中国人都应感谢的人。

祭祀

南京覆灭了。日军开始了他们胜利的祭祀。陆川说，拍这个是想敲警钟。陆川将敌人的胜利呈现给我们，我爱死这个情节。当看到日军的祭祀时，我并没有仇恨，我反倒有些同情。在鬼魅的舞蹈中，没谁是真正快乐的，没谁是真正胜利的。

现实中的索多玛

据说，《索多玛120天》是陆川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多数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会觉得它太变态、太阴暗，描绘了人类最丑陋、最肮脏、最极端的一面。在我看来，《南京！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

《索多玛120天》毕竟有很多夸张的成分，导演帕索里尼可以毫无顾忌的添油加醋，而过多的性描写也让人更关注它的禁片身份，忽视了它的深层含义。而《南京！南京！》不同，这部电影描绘的是真实的人性丑陋面，它发生在视生命如粪土的对平民、老弱、病残的屠戮，发生在视女人如机器的对慰安妇的宣泄、蹂躏和折磨。

从死的方式看，犹太人的死，是死的本意，即生命的结束，从这个角度看，纳粹着实太简单了，杀人手法还太原始。而中国人在南京遭受的，何止是死？那是比死更可怕的精神折磨。

电影的导演是陆川，但南京大屠杀的导演却是日军，这是现实中的索多玛。